从今天起，我们继续更新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容。齐桓公虽然被誉为“春秋首霸”，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能力统领楚、秦、晋这三个大国。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地理距离的限制，二是各国实力的差异。后来线上配资开户论坛，由于齐桓公晚年在继承人问题上的纠葛，导致他去世后齐国内部爆发了诸子争权的内乱。在这种混乱局势下，一直默默积蓄力量的晋国开始崭露头角，逐渐崛起为新的强国。
从地理位置来看，占据了山西大部分地区的晋国显然比占据山东大片土地的齐国更具优势。山西高原地势高耸，形成了对周边地区的制高点，利于防守和控制。而从血统上分析，晋国的开国君主唐叔虞是周武王的幼子，血统尊贵，相比之下，齐国的开国元勋姜子牙虽然有功，却是外来辅臣，身份不如唐叔虞根正苗红。最终实现称霸的晋国国君虽然是晋文公重耳，但真正为晋国奠定霸业基础的，是他的父亲晋献公诡诸。
在晋献公的统治时期，他相继攻灭了骊戎、耿国、霍国、魏国（注意这里的魏国是姬姓诸侯国，非战国时期的魏国），还击败了狄戎。同时，他采用了荀息提出的“假道伐虢”计谋，成功消灭了强敌虞国和虢国。据史书记载，他“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完成了对多个诸侯国的吞并和臣服，实力大幅提升。然而，征服如此广袤领土后，晋献公面临的最大难题便是如何有效管理这些地区。
当时晋献公有两种管理方式可选：一种是将土地划分为郡县实行集中管理；另一种则是通过分封，将土地交给亲族兄弟或侄子治理。很多人误以为郡县制是秦始皇发明的，这其实线上配资开户论坛并不准确。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在遇到广袤疆域时都会想到郡县制，但这一制度的施行受到当时生产力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国家能直接管理的最远边界，往往取决于交通工具和道路状况，超过这个范围，中央政府难以有效控制。换句话说，郡县制适合于以首都为中心的核心区域，而对偏远地区，分封制则更为实际可靠。
展开剩余77%晋献公当时的选择也体现了这一现实。他有三个成年儿子：太子申生、重耳和夷吾。晋献公分别将太子申生安置在曲沃，重耳驻扎在蒲镇，夷吾则在屈城。客观来看，晋献公的这一安排非常合理。曲沃对晋国极其重要，这里曾是长期“大宗小宗之争”的焦点，曲沃的地位足以和首都翼城抗衡。将曲沃交给太子申生，意味着晋献公当时并没有更改继承人的打算，依然认定申生是合法继承者。至于重耳和夷吾，虽然蒲镇和屈城的地位不如曲沃，但依然是晋国政局中的关键地区，晋献公对两个儿子也未曾冷落。
后来，重耳和夷吾开始担心政治斗争会波及自身，便商议退守蒲镇和屈城，认为这两处足以让他们保全实力。晋献公将最重要的三块土地分别分给三个儿子，而其余土地则采用“半分封、半郡县”的管理方式交给国内的其他贵族。例如，耿国故地被晋献公交给了赵夙，这位赵夙正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开国祖先，赵国也由此起步壮大。魏国故地则交给了毕万，他的后代以封地命名为魏氏，成为战国时期魏国的根基。
这种将领土分封给贵族的做法，晋献公并非首创。其父晋武公也曾多次采用类似策略。晋武公灭掉韩国（这里的韩国为姬姓诸侯国，非战国时期的韩国）和荀国，分别分封给韩万和荀息。韩万成为战国时期韩国的开国祖先，而荀息则是中行氏、程氏和智氏三大家族的始祖。赵魏韩三家的实力，也是继灭智氏之后才得以三分晋国的基础。
晋献公采取的这种领土划分方式，在他能够掌控全局的情况下，是相当成功的。所有实力派贵族都从中获利，这为晋国下一步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然而，随着晋献公年事渐高，他对朝堂的控制力逐渐削弱，也开始对三个儿子心存戒备。谁将继承大统，成为不可回避的政治课题。
这个继承问题有两种可能的局面。第一种，太子申生的实力远超重耳和夷吾，那么继承权问题自然无争议，由他顺利接班。但这种情况下也存在风险：申生若急于夺权，完全有可能提前发动政变，强行篡位。楚国的例子便很典型，楚成王年老时，太子商臣势力强大，最后在感受到父王不满后，直接杀父夺权，成功掌控楚国。
第二种情况是，申生虽然实力强，但不明显压倒重耳和夷吾，继承问题则变得复杂。国内贵族会根据自身利益选择支持不同的继承人，形成多派政治势力。有人可能暗中鼓励重耳和夷吾争夺王位，以图改变现状。这个判断不是空穴来风，史料中重耳逃亡时，跟随他的支持者名单十分清晰。
《史记》记载，重耳逃亡时身边有赵衰、狐偃、贾佗、魏武子、司空季子、介子推、先轸、狐毛、壶叔等九人。《左传》记载则有七人，略有差异。赵氏和魏氏都是封地大贵族，狐氏出身姬姓，是晋国王室的远房亲戚，狐偃更是重耳的舅舅。其他几人的出身虽有争议，但依靠前三者的地位，可以推断他们身份不俗。夷吾方面的情况也类似，后来他在秦国的支持下先于重耳登基。
因此，第二种情况虽让晋献公本人相对安全，但对晋国来说风险更大，意味着国内权贵已分裂成三大派系，分别支持申生、重耳和夷吾。一旦晋献公去世，极有可能引发三派混战，如同齐桓公死后齐国的内乱。
晚年晋献公大量削弱太子申生权力，说明申生根本不具备如楚国太子商臣那样的绝对实力。换句话说，晋国晚期存在至少五个政治派系：申生、重耳、夷吾三派，加上晋献公一派及中立派。后来太子申生被杀，重耳和夷吾流亡，这三派暂时隐退。晋献公去世后，三派重新活跃，支持申生者消散，有的投向重耳和夷吾，也有选择保持中立。
正因为这段纷乱历史，晋献公虽奠定晋国霸业基础，却在后世评价中名声不佳。很多人谈及不重用兄弟子侄的皇帝时，总会将晋献公作为反面教材，并顺带嘲讽齐桓公。其实，齐桓公和晋献公的做法并不罕见。比如汉武帝晚年也曾废太子，排挤两位年长儿子，专心培养年幼的刘弗陵。不同之处在于，汉武帝培养的刘弗陵成为了著名的汉昭帝，而晋献公培养的奚齐则最终被晋国贵族杀害。
我认为晋献公名声不佳，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儿子重耳有关。重耳作为春秋时期的第二位霸主晋文公，史书中常带着敬佩的色彩，称他拨乱反正，将晋国带回正轨。要突出晋文公的功绩，自然就得贬低晋献公，否则后世难以理解晋文公的辉煌是靠自己成就还是靠父亲奠基。
更关键的是，晋献公杀害太子申生，又准备对重耳和夷吾下手，逼得两人被迫流亡十九年。若大肆颂扬晋献公，这样一位被逼逃亡的重耳又该如何定位？每次回顾这段历史，我不禁想到唐朝的李渊与李世民。史书中李渊常被描绘为无能，如果没有李世民，大唐根本难以建立。晋献公与重耳的关系，是否也有几分相似呢？
其实，这是一种带有政治宣传性质的美化。史书将重耳塑造成一个人畜无害的理想君主，甚至写他能吃泥土以示坚韧，这显然是为了维护其正面形象的刻意夸张。别忘了，重耳曾是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掌握大量能臣武将，背靠众多大贵族支持，他绝不是软弱无能之人。春秋第二霸主的身份，更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仁慈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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